金庸著作《天龙八部》中写到，公元1091年，丐帮马副帮主夫人康敏、八袋舵主全冠清等人借口时任帮主乔峰与副帮主马大元之死有莫大关系，组织和煽动四大长老及部分帮众在杏子林集会，向乔峰发难，进而抖落其身世，逼迫乔峰辞去丐帮帮主之位，从而引发一场影响丐帮命运、江湖格局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将该案例置于当前社会，对比社会矛盾热点来看，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样因社会群体性矛盾所引发，形成一定规模，造成社会影响，干扰正常社会秩序，化解有难度等。本文以分析该经典文学案例入手，从矛盾冲突表现、原因、应对予以一一剖析，对比分析江湖中的道与现代的法，揭示互通之处，试提出对当前群体性矛盾冲突化解中的法治应对启示，提供借鉴参考。（一）来得快。乔峰以其过人智慧和能力领导丐帮数载，却未能防备下属对其突然性的集会发难，足见该矛盾冲突组织之隐蔽、来势之迅猛，令其不察不备。“这些人都是本帮帮众，平素对自己极为敬重，只要远远望见，早就奔了过来行礼，何以今日突如其来，连‘帮主’也不叫一声？”“乔峰越来越惊，掌心中冷汗暗生，他就算遇到最强最恶的敌人，也从来不似此刻这般骇异”。以乔峰之精明尚未能洞察丝毫，而是“这般骇异”，足见该矛盾冲突来势之快。
（二）规模大。书言：“东方杏子树后奔出五六十人”“跟着北方也有八九十名丐帮弟子走了出来”“只见西首和南首也赶到了数十名帮众”“只见传功长老、执法长老，大仁、大勇、大礼、大信各舵的舵主，率同大批帮众，一时齐到”。冲突中，除分舵留守人员外，丐帮主要领导层、各舵舵主及帮众大多都参与进来，同时还有偶然被卷入的“吃瓜群众”——段誉、王语嫣一行数人。
（三）局面急。丐帮主要领导层、数百名帮众在杏子林聚集，各怀心思，其局势非常危急，动乱一触即发。“这几句话似乎相当客气，但神色之间咄咄逼人，丝毫没有下属之礼”“只须其中有人一声传呼，群情汹涌之下发作起来，可十分难以应付”“只见各人神色均甚尴尬，有的强作镇定，有的惶惑无主，有的却是跃跃欲试，颇有铤而走险之意”。纵是天下第一英雄，乔峰在面对此境时，亦不免“口中说得轻描淡写，心下却着实担忧”。
（四）有组织。在全冠清等人撺掇下，丐帮宋奚陈吴四长老密谋参与，开启了这场发难乔峰的“杏子林”事件，而非单纯因偶然爆发，“我们大伙儿商量了，要废去你的帮主之位”。第一番发难被乔峰暂时缓解之后，马副帮主夫人、谭公谭婆、铁面判官、赵钱孙、智光大师、泰山五雄等江湖人物，以及丐帮“退隐已久，早已不问世务”的徐长老，均一一现身到来，可见事件背后有着严密的组织和发动。
（五）连环性。“杏子林”事件所呈现的冲突如浪一般，一波接一波，先是“作乱犯上”之举，再是“废去帮主”之谋，终以“身世被揭”系列阴谋，从丐帮内部矛盾上升为“汉胡不两立”的民族对立，即便乔峰“执掌丐帮八年以来，经过不少大风大浪，内解纷争，外抗强敌，将丐帮整顿得好生兴旺，江湖上威名赫赫”，在如此连环变故面前，一时之间“也禁不住手足无措”。
综上，“杏子林”矛盾冲突事件以其表现多样性、复杂性以及深远的影响性，极大地改变了后期的丐帮发展和江湖格局，产生了重大的江湖社会影响。对比看当前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大体都具有上述表现特点，也正因这些特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理具备了基础性的难度。
（一）风平浪静下的复杂利益需求。多方的利益需求共同促成“杏子林”事件的爆发。一是对权力的需求。权力，即让人们去做某人想要他们去做的事的能力，或是为达到这个目的对人们施加影响的能力。能在天下第一大帮取得更高的权力，其诱惑力无比巨大，全冠清及徐、陈长老难免不动心，去争取事变成功后决策丐帮核心事务的机会。二是对稳定的需求。以宋奚吴长老为代表，本着爱帮护帮之心，“为了本帮的大业着想，不得不冒险而为”。三是泄恨的需求。马副帮主夫人康敏是一个极其要强的女人，野心大、私欲重。“她的本质是女侠，而不是女人”。年过半百、生性懦弱的丈夫并不能让康敏这样的“女侠”欲望得到满足，根据坦葛利研究，妇女确有成功的愿望……有些妇女期望丈夫和孩子有所成就，从而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成功。康敏未能在丈夫和孩子方面收获欲望的满足，又多次色诱乔峰未果，遂心生怨恨，“你这家伙自逞英雄好汉，不贪女色，竟连正眼也不向我瞧上一眼”“要是有一件物事我日思夜想，得不到手，那么我说什么也得毁了这件物事”。四是帮众站队的需求。周围的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自控能力和道德水平。在群体事件中，人们会因为周遭的环境而削弱自控能力、降低道德标准，导致群体事件的扩大。在杏子林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在全冠清等鼓动下，部分帮众对帮主判断失准、信任动摇，最基础的“群众”这个群体出现分裂，“丐帮人众登时分成了两派，站在东首的约占五成，留在原地的约为三成，其余帮众则心存犹豫”。
多种利益需求推动形成了矛盾冲突中的不同利益群体。“各个利益群体实现自身利益的期望与现实之间、需求量和保障力之间、合理性与合法性之间都存在诸多冲突，极易引发利益群体抱团‘谋事’”，最终酿成难以应对的群体性事件。
（二）“大英雄”与“凡夫俗子”的格格不入。乔峰以其超凡的才能历经前任帮主“三大难题”“七件大功”考验之后，年纪轻轻即成为天下第一大帮帮主，威信如日中天、一时无两。加之其性格“是个粗鲁汉子，不喜欢不爱喝酒、不肯多说多话、大笑大吵之人”，又和底层一般帮众联系紧密，“宁可去和一袋二袋的低辈弟子喝烈酒、吃狗肉”。如此威望、表现与素来老成持重的部分丐帮高层难以和谐相融，诸如“我和马副帮主交情不甚深，言谈不甚投机”“乔帮主，我跟你没什么交情，平时得罪你的地方太多”“见他到来，往往避开”。久之，乔峰的大英雄作风破坏了与丐帮高层微妙的平衡关系，悄然之间孕育了矛盾的土壤。
（三）解不开的结——民族大义。北宋年间，宋朝与周边民族长期兵戈相向，侵略与反侵略成为民族交往的主旋律，导致民族间矛盾日深、仇恨日重。民族大义是江湖好汉为人处事，特别是立足江湖的最基本原则。马副帮主遇害、书信被拆开揭露了乔峰契丹人的身世，瞬时点燃民族大义之火熊熊燃烧，“大家都是尽忠报国的好汉，难道甘心为异族的奴隶走狗么？”群体有一个一般特征，就是极其容易接受暗示，暗示在每一个聚集起来的人群当中多么容易传染。这一事实，解释了群体的情绪为什么总是迅速转向某个明确的方向。故尽管仍有部分帮众：“谁知是真是假？”，但从总的形势看，难以调和的矛盾已然产生，“他被一种无形的力量从人人敬重的丐帮帮主一变而成人所不齿的‘契丹狗’，从杏子林开始，他的命运已变得面目全非”。
三、从“杏子林”事件中的矛盾应对之策，分析“杏子林”事件所给予当代社会矛盾冲突防范化解的法治应对启示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这也许是全国使用最广泛的普法宣传标语。正因其广泛，揭示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法是好东西。
在江湖中，起到约束和被依靠作用的“法”，即是江湖道义、武林规矩，这是解决江湖恩怨情仇的不二遵循。在“杏子林”事件中，乔峰将江湖道义、武林规矩这个“江湖法”运用的淋漓尽致，起到了很好的控制局势、稳定局面作用，将一场事关武林稳定的危难降低到最低风险。虽然个人声誉暂时受损，同时被逼离开丐帮，但从长远看，无害其一代大侠的风采，无损其“矛盾化解”能手的形象。
“杏子林”事件分析：江湖帮派能够组织几十、几百乃至成千上万帮众聚集一起，形成上下有秩、出入有序的社会活动团体，靠的是帮派规矩。这些规矩是帮派管人用人治人的权威纲领。丐帮作为百年来号称武林第一的帮派，在帮规建设方面非常严格，“本帮帮规乃祖宗所定，不分辈份尊卑，品位高低，须当一体凛遵。同功同赏，同罪同罚”。在乔峰的治理下，更是达到顶峰，“主掌帮务时森严兴旺”。事件中，矛盾冲突初起之时，乔峰迅速掌控局面，行使帮规喝令众人安坐，“各按职份辈份，或前或后、或左或右的坐好。何人在前，何人在后，各有序别”。随后一番训话，震慑帮众，抢得了矛盾大爆发前的片刻宁静，为研判形势、思考对策赢得了时间空间。
当代借鉴：尽管随着普法工作的不断深入，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得到明显增强，但仍有相当部分群众存在法治意识淡薄、依法维权意识欠缺、信访不信法等问题，往往期望通过极端突出方式寻求矛盾解决。“部分民众对法律介入的结果和成效不信任，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法律在社会纠纷解决中公信力的进一步降低和法律权威的持续削弱”。因此，应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倡树法治权威，增进群众对法治的信赖，“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此来树立和维护法治权威，维护正常社会秩序”。这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也是着眼长远应对社会热点事件、矛盾冲突事件的重要基础，是一项长期性的艰巨工作。假以时日，只要群众能做到恒念法治威严，在矛盾冲突面前，法治的威慑力将很容易震慑因不理解、不公平、不透明等情况刺激下的群体激情、冲动行为。当前，在群众法治基础还很薄弱的条件下，面对具体矛盾冲突时，应尽可能地展开同步法治宣传攻势，特别是对与冲突事件紧密相关的法律知识，可以通过广播、大喇叭、传单资料、标语、新媒体平台等途径发布，迅速营造“密不透风”的法治氛围，形成威慑力。
（二）依法研判决断，快速精准惩治矛盾冲突中的严重违法行为
“杏子林”事件分析：乔峰察觉到气氛大异平常，料定帮中发生重大变故后，察言观色，迅速作出思考判断，“全冠清必是主谋，若不将他一举制住，祸乱非小，纵然平服叛徒，但一场自相残杀势所难免。丐帮强敌当前，如何能自伤元气？”可以看出，乔峰对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并在冲突即将剧烈演变之前，迅速出手制住破坏帮规、阴谋犯上的关键人物，“两步一退，离全冠清已不过三尺，更不转身，左手反过扣出，右手擒拿，正好抓中了他胸口的‘中庭’和‘鸠尾’两穴”。随后，又处置了几名串联闹事的丐帮中层干部。如此，哄闹场面暂时得到控制，“四周二百余人，谁也不说一句话”。同时，在通过惩治形成高压气氛的同时，又向各长老介绍认识新结交的朋友段誉，给予长老恰当赞誉，稳定了情绪。当代借鉴：在群体性事件中，往往呈现出大多数的合理要求与小部分的非法企图相交织，呼吁合理诉求的求助者、不明真相的群众与别有用心之人相伴随，非常复杂。在处理过程中，要加强甄别辨识，在团结争取大多数群众理解支持的同时，对那些肆意妄为、不听劝阻、火上浇油、故意制造事端等危害稳定，以及进行打砸夺、抢烧杀等严重违法犯罪的不法分子，应迅速反应，依法果断处置，力争不让其愈演愈烈、形成气候。当前法治社会，要特别重视以证据说话，故在应急处置过程中，要同步加强犯罪证据材料的收集和固定，为后续案件办理提供可靠依据。在严厉打击严重犯罪的同时，还要加强同步政策宣传攻势，表明党和政府区别对待严重违法犯罪人员和一般群众的立场，稳定多数人的情绪。
“杏子林”事件分析：丐帮中的高层宋奚吴等长老“皆因误信人言，只道与马副帮主不和，暗里勾结姑苏慕容氏下手害他”。由此看出，宋奚吴等长老在事件中扮演着“被裹挟者”的角色，受全冠清等人蛊惑利用，清醒过来方才自觉“实在太过糊涂”。此时，乔峰从维护丐帮大局、弱化冲突的角度出发，历数众长老对丐帮不为人知的伟大付出和贡献，以胸插法刀“自流鲜血，以洗净其罪”的方式，对宋奚吴等长老予以判决赦免，彻底感化了这些“被裹挟者”。在感化过程中，乔峰的聪明之举在于，作为一帮之主，以江湖好汉的方式对众长老进行“轻抚”，给其好的感受，一如“当我们‘听到’‘父母’的赞赏声时，我们往往再度经历到童年时代的快乐。不论我们现在是否已长大成人，因父母赞许而产生的美好的感觉将一直对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有强烈的影响力”。
当代借鉴：对比乔峰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在群体性矛盾风险应对中，应加强区别对待，该争取的积极争取，该惩治的依法惩治，而不是一味依靠强制力进行打击，形成“高压锅”状态，导致事态向恶性方向发展，不利于团结冲突中的大多数，甚至影响群众因普遍性的严厉惩治而降低对法治的好感。因此，要坚持把宽严相济政策运用到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理中来，理性对待那些受煽动、唆使或被迫参与的不明真相者、无事凑热闹者、一般参与者等群体，把法治以人为本、温情有爱的一面展现出来，达到分化瓦解、宣传教育、感化人心的作用。“一边坚持宽严相济原则尽量保护有合理诉求民众的利益，一边坚持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使刑法的预防与惩戒作用完美结合，从根本上消弭滋生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土壤”。
（四）加强普法宣传，让法治的声音大过“不断重复的歪曲断言”
“杏子林”事件分析：在杏子林连环矛盾冲突中，起到核心煽动作用的是全冠清，“这种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的勾当不论何等残酷阴险，但口头上总是大仁大义，振振有词”。如果不加以制止，煽动性的话语、断言重复多了，“所谓的舆论趋势就形成了，强有力的传染机制开始介入。观念、情绪、情感和信仰在群体中拥有着像细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故，乔峰认识到全冠清“能言善辩，若有说话之机，煽动帮众，祸患难泯”后，迅速将其制住，并“撞中了他的哑穴”，让其不得乱言。虽然事件后续发展中，乔峰为查明真相让其辩解，却已是在群体压抑气氛得到初步释放，矛盾有所减缓，冲突由对抗阶段转化为对话阶段之时。在部分长老、帮众察明真相后，其“能言善辩”的话语煽动作用已明显势微。
当代借鉴：“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美好设想的全面实现，最重要一条，是普法宣传工作。通过全方位的法治普及，提高法治的声音，改变“向法律求助远远不如向主管行政的政府求助来得多”的局面，压制群体性矛盾冲突孕育、爆发过程中的系列不法声音。一是要普法治知识。当前，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多领域、深层次的矛盾相继显现，许多群众对国土、拆迁、保险、医疗等方面专业性的法治知识缺乏了解，稍有风吹草动，极易受人蛊惑利用，“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因此，要随改革发展同步创新法治知识的普及，特别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专门法，要以最简单便捷、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让群众知晓。二是要普法治过程和法治结果。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不了解和不信任，主要是对法治运用过程和认定结果的不了解和不信任，进而对司法公信、政府公信产生怀疑，逐渐放大对腐败的想象空间，产生不稳定因素。随着司法的不断进步，司法公开已成为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当前，司法机关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自我改革，将过去群众认为最神秘的、自身认为最核心的案件诉讼进度、司法文书等信息，在互联网进行公开。同时广泛运用广播、电视、新媒体、报刊等载体对重大热点事件进行正面引导，对失信被执行人、闹访闹事者、信访终结者等群体进行曝光，牢牢占领舆论阵地，不断挤压和减少“流言蜚语”的传播基础和空间。
（五）跟进人文关怀，在帮助解决难题中温暖人心
“杏子林”事件分析：冲突过程中，徐长老制止了乔峰拆开下属送过来的蜡丸传书，导致西夏紧急军情未得到及时处理，失于防范，最终在内部矛盾冲突结束、乔峰离去之后，丐帮应对西夏军不及，全体中“悲酥清风”之毒而遭擒。乔峰得知消息之后，“心下焦急，四处追寻”，最终在结拜兄弟段誉等人的帮助下救得众人，再次赢得人心，群丐“或羞容满面，或喜形于色”。如此，虽然乔峰因民族大义被迫离开丐帮，但其以应对冲突的聪明表现及后续的出手救助，仍然留得人心在，大多帮众的内心深处依然对其深深认同和留念：“帮主慢走，帮主慢走”。
当代借鉴：群体性矛盾冲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集中反映了改革深入推进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调整，对部分群体切身利益的重要影响，其中很多诉求有其发生和存在的必然性，须正确客观看待。故在进行矛盾风险防范化解的同时，要加强对涉事群体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全盘着眼，长远施策，不能仅仅满足于群体妥协、事件平息。要加强司法的关爱救助与政府的社会保障建设，维护好群众最基本的利益需求，解决好群众最切身最急迫的难题，做好持久性的关爱关怀工作，努力让群众看得见温暖、等得起期待。
（六）加强道德建设，提升普遍性道德认知和道德尊崇
“杏子林”事件分析：乔峰为人“慷慨豪侠，待人仁厚”“出任丐帮帮主之后，行侠仗义，造福于民，处事公允，将丐帮整顿得好生兴旺”，其在江湖中具有高度的道德仁义水准，可以说是一代人品典范。在“杏子林”矛盾冲突中，乔峰在众人心中长久以来形成的道德为人、仁义表现，为其平息矛盾风险起到了巨大的辅助作用。这也反映出江湖世界的众生，大多具有较高的道德认知和尊崇，佩服仁义之士，感动侠义之举，能够坚持和遵从内在的良知。
当代借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要求，直接指向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建设，是新时期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在全体公民中倡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增进人民群众对道德的认知，对真善美的向往，进一步夯实全民道德基础，提升整个社会道德水准，更好地调节社会关系，减少摩擦纠纷，增进和谐和睦。因此，要围绕24字总要求，认真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培育成全民共同的心灵向往、价值追求和精神支柱。
（七）需要特别指出的问题
“杏子林”事件中，尽管乔峰依靠其过人的才智有效抑制了矛盾的大爆发，以自己的离去让冲突最终平安落地，保住了丐帮的安定，但不可否认其在预警方面存在的不足，事前未有丝毫防备，内部情报工作存在严重失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前，在开展群体性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中，要特别重视社会预警、情报网络、重点排查以及专门法治研究等预防性工作，以促进及时反应、正确判断，针对性地采取应对和防范措施。
综上，本文从“杏子林”事件的特点表现、产生原因入手，对比分析主人公乔峰的解决之策与当代社会矛盾冲突的法治应对，提出启示性的思考和建议。可以看出，通过有效加强树立法治权威、依法严惩犯罪、落实宽严相济、加强普法宣传、跟进人文关怀、加强道德建设等工作，能够对群体性矛盾风险防范化解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让“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在实践中落实见效。
